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秦冰 编辑 杨海 校对 赵琳
收到一笔货款后，银行卡被冻结，甚至账户内的钱款直接被划走。近期，多位在粮食、数码、金饰等行业正常经营的商家或个人卖家向新京报记者反映，他们在正常发货、完成交易后，因收到的款项被警方认定为电诈赃款，名下银行卡遭冻结，日常生活与经营秩序也就此被打乱。
更令他们无力的是，即便提交了一系列证据，依然无法摆脱“钱货两空”的结局。 这背后，是不断“升级”的电诈洗钱手法：电诈分子用赃款购买正常商品，再进行流转从而把赃款“洗白”，使经营者被动地沦为洗钱一环。
不少被冻卡、划扣的经营者感到不解：“我们正常做生意，怎么就成了‘帮凶’？”“受害人的损失，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？”
从法律上讲，经营者若想维护自身权益，需证明自己属于“善意取得”，即对货款来源违法完全不知情。然而，现实中，这条维权之路充满阻碍：善意取得的认定标准在各地执行不一、跨区域案件协调难度大、部分执法环节存在“重追赃、轻保护”的倾向……种种因素叠加，让许多经营者陷入漫长的申诉。
“究竟谁该为损失买单”这一问题，仍在等待一个答案。
展开剩余93%正常交易收款，银行卡遭长期冻结
炊俊的厂子开业两年，客户遍布全国，网上接单并不稀奇。“对方问得很仔细，玉米水分多少？容重如何？”这些专业问题让炊俊觉得，对方是个懂行的正经买家。双方加了微信，很快谈妥价格，约定12月6日交货。
那天一早，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来到厂里验货。过秤、看质，一切顺利，最终以每斤1.145元的价格成交。下午，28万元货款准时打到了公司财务，也就是炊俊弟弟的个人银行卡上，打款人名字显示为“岳某梅”。货随后装车发走，炊俊心里踏实下来，觉得这不过是一单再普通不过的生意。
▲12月6日，一男子来到炊俊的粮食厂里验货。受访者供图
变故发生在三天后。
12月9日，炊俊接到弟弟发来的消息：“之前收款的银行卡被冻结，冻结单位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刑侦大队。”紧接着，他本人、母亲，还有好几个供货商的银行卡，也相继无法使用。
问题出在那28万元货款上。“警方说那是涉诈资金。”炊俊立刻在微信上联系那位“阴总”，要求对方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和打款人岳某梅的身份证。“他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，说晚点就发，卡很快能解冻。”
可等来的，只有一张身份证照片。信息显示：岳某梅，59岁，哈尔滨人。至于营业执照，对方再没发过。“后来他干脆不回消息了。之后我们才知道，那个岳某梅，其实就是电信诈骗受害人。”
事发后，炊俊反复联系哈尔滨警方，提交交易记录、聊天截图等各种证据，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，得到的回答都是“等”。
这一等，就是半个月。厂里的生意几乎停摆：粮款付不出去，客户的款也进不来。弟弟因为名下账户被定成“一级涉案卡”（直接用于实施诈骗、接收或转移赃款的银行卡），所有银行卡都用不了，日常开销全靠微信里一点零钱周转。
和炊俊一样，在二手平台卖手机的李华，更早前也被卷进了一场“自证清白”的拉锯战中。
今年10月，他在平台上挂出一台手机，标价12500元。很快有买家打电话来，砍掉200块，并提出线下交易。“谈着谈着，对方又说，能不能不走平台，直接用银行卡转账。我起先没同意。但他说这样没手续费，方便。”几次沟通下来，李华让步了。他心想，“钱到账再交货，总不会出岔子吧？”
▲李华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手机售卖。受访者供图
双方约好10月22日见面。
交易那天，约定时间还没到，买家发来消息：“我委托货拉拉司机来取。”没多久，李华的银行卡到账12000元，微信收到300元。货款齐了，可他随即发现，银行卡因“大额资金汇入”被暂停了非柜面交易。
他马上联系银行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“钱在卡上就没事。”这话让他定了神，于是把手机交给了取货司机。
当天下午两点，李华向银行提交材料申请解除限制。但一小时后，新消息传来：他的卡已被昆明警方认定为“一级涉案卡”，依法冻结。他急忙追问会冻结多久，微信那头的民警回了四个字：“不能告知。”
解卡退赔标准不一，“冻民”深陷解卡困局
新京报记者注意到，在社交平台上，有关“正常交易收款，卡却被冻了”的话题正引发大量讨论。其中有不少求助帖，发帖人遍布烟酒、粮食、建材、商超等各行各业。他们的遭遇如出一辙：因被动接收了涉案资金，银行卡遭到冻结。
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显示，刑事案件中冻结存款、汇款等财产的期限通常为六个月且每次续冻最长不超六个月，重大复杂案件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冻结及续冻期限可延长至一年。
社交平台上，求助者的银行账户冻结期限短则一个月，长则达到一年的最高期限，正常经营与生活节奏被打乱，焦虑在许多人中蔓延。
▲社交平台上，不少网友发帖称收到涉诈货款后，银行卡被冻结。网页截图
李华便是其中之一。他的卡已被冻结两个月，解冻之路依然看不到头。工资卡连同另外三张银行卡都无法使用，他不得不向“12389”公安机关和民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反映，经过一番协调，才获得每月将工资取出转存他处的权限，维持应急。
但比生活不便更让他担忧的，是那个看不见的“涉诈”嫌疑标签。前段时间，他去营业厅办理电话卡，系统提示他处于“企业黑名单”中。“虽然最后卡办下来了，但将来我要办新银行卡、申请贷款，会不会受阻？”
焦虑驱使下，李华开始在网上搜索“解卡”经验。他看到有人分享，只要向警方充分证明自己是“善意取得”货款，卡就能解冻。咨询民警后他得知，所谓“善意取得”，核心有两点：一是在交易时对资金涉诈完全不知情；二是交易价格合理，符合市场行情。
仿佛抓住了一根稻草，李华立刻整理好所有证据：与买家的完整聊天记录、手机的购买凭证、银行流水、微信转账截图……他将这些材料提交给了昆明警方，期盼着能换来清白与解封。
然而，警方的回应让他瞬间跌入谷底。他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民警的原话是，“如果案子查不下去，找不到最终的责任承担者，你的卡就解不了。”
“那是不是意味着，除非我认下这笔损失，否则卡就永远冻着？那我的损失，又该由谁来承担？”李华疑惑。
12月17日，反诈民警再次来电。电话中，民警告知李华刑事嫌疑已基本排除，但也明确指出，他脱离平台交易且在账户已出现异常提示后仍坚持发货，确实存在过错。民警建议他，主动联系诈骗案件中的受害人，协商退还部分资金。
第二天，李华拨通了那个民警提供的陌生号码。电话那头听起来是一位中年女性。她告诉李华，自己的手机当时被远程操控，糊里糊涂之下，钱就被转走了。李华提出，大家同为受害者，但他愿意退还卖手机所得的300元利润，对方没有同意。他将金额加到了1000元，对方的态度依旧坚决：“至少5000元。”协商就此卡在了这里。
李华的困境并非孤例。不少经营者向新京报记者反映，部分冻结机关将“退还涉案资金”作为解卡的前提条件。记者了解到，许多与李华处境相似的经营者，为了尽快让生活重回正轨，往往选择妥协，先行垫付退赔。退赔的金额并无定数：有的被要求全额退还，有的经过谈判后承担一半损失，只有少数幸运者，能勉强保住货物的本金。一旦钱款退还，银行卡通常便能随之解封。
在李华看来，让无过错的交易方承担主要损失，并不合理。他认为，自己属于法律意义上应受保护的“善意第三人”，即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通过合理对价的合法交易获取财产的一方。用更通俗的话说，就是“不知情的无辜卖家”。
“我一个普通人，在交易那一刻，怎么可能去追溯、辨别对方给的钱来自哪里？”李华说，如果他因为没有核实买家身份而有过错，那么电信诈骗的受害人，是否也应对自己转账的疏忽承担一部分责任？
主张“善意取得”遇阻，货款被划扣引争议
比起冻结期限不明的漫长等待，更让经营者感到无助的是另一种情形：账户里的资金被直接划走，而早已交付的货物仍不知所踪。这种“钱货两空”的困境，正发生在一些普通卖家身上。
大约两年前，原晓购入金条打造了三只金手镯，一只30克，两只各20克。婚后，随着孩子出生、家庭开支增大，加之金饰长期闲置，他便将手镯挂上了二手平台，想换些流动资金。
▲原晓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的金手镯。受访者供图
很快，一位网名叫“长岛冰茶”的买家联系了他。“那时金价大约每克700元，金饰售卖价通常还能高出100到200元。”几番协商后，双方以每克800元的价格达成一致，总价5.6万元，并约好4月7日线下见面交易。
聊天记录显示，交易前一天晚上，买家以微信、支付宝转账有限额为理由，询问能否直接转账至银行卡，原晓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买家又发来消息，说自己临时在外地，会委托朋友上门验货并付款。
原晓回忆，交易当天，对方通过银行卡向他妻子的账户转了5万元，剩下的6000元则用微信支付完成。“来取货的人戴着口罩和墨镜，我们虽觉得有点异样，但交易顺利完成，就打消了顾虑。”
交易次日，原晓妻子名下的多张银行卡突然无法使用。银行告知，账户被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冻结。警方解释，到账的5万元属于一起诈骗案件中的被骗资金，该账户因此被认定为“一级涉案卡”。
事发后，原晓开始了漫长的申诉。他通过12345热线、信访办、两地警方协调等多种途径提交材料，包括金条购买凭证、平台聊天记录、交易录音、地点信息乃至证人证言，证明这5万元属于善意取得，自己对买家的资金来源毫不知情。然而，今年8月，这笔钱依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划扣，返还给了诈骗案的受害人。
“警方最后只说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善意取得。可到底缺什么证据，也没有告诉我。”原晓说，钱被划走的同时，他卖出的金饰也下落不明。他曾联系宜宾警方追问金镯去向，对方表示交易发生在成都，应向成都警方报案。而成都民警则告诉他，“金饰追回的概率很小”，建议他再与宜宾警方沟通。
类似的情节，也在另一位卖家陈清身上重演。今年6月22日，陈清在某二手平台出售106.45克黄金，总价83400元。买家自称同样住在上海，双方约好在陈清家楼下见面交易。人还没见到，陈清就先后收到了8万元的银行卡转账和3400元的支付宝转账。
当晚，他的银行卡就被河南新蔡警方冻结。7月23日，陈清专程从上海赶到新蔡县公安局说明情况、配合调查。尽管警方排除了他的犯罪嫌疑，次日，卡内的8万元货款仍被全部划走。
▲陈清卡内的8万元货款被全部划走。受访者供图
原晓至今仍在四处申诉，那笔被划扣的货款，相当于家里一人一年的工资收入。他想不明白，自己通过公开平台交易，价格符合市价，也配合完成了线下验货交付，对买家背景全然不知，为何最终成为损失的承担者？“如果真要追缴涉案财物，难道不该去追那只金手镯吗？为什么是我卖货得来的货款？”
今年8月，原晓以“公安机关无权划扣善意售卖所得、损害公民合法权益”为由，将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告上法庭。
经营者陷“自证善意第三人”难题
多名专家向新京报记者指出，当前大量“涉诈交易纠纷”出现，其深层原因是追赃挽损与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之间的艰难平衡。
陕西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众致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东晨，今年已经代理了多起类似案件。在他看来，从法理上讲，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。“如果警方将一笔货款作为赃款返还给电诈受害人，那么与该笔货款相对应的、经营者已交付的货物，理论上也应作为赃物向诈骗分子追缴。”刘东晨解释，“不能只挽回一方的利益，而让另一方承担全部损失。”
“但诈骗分子非常狡猾，他们刻意将资金流、经营者、货物交付地和受害人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。”刘东晨指出，这种跨地域、多环节的作案手法，使得案件侦办必然涉及多地警方。而在现有的警务协作体系下，跨区域协调成本高、效率受限，导致追查下落不明的货物难上加难，最终往往只能冻结最容易触及的末端收款账户，使得经营者陷入“钱货两空”的境地。
法律并非没有为“善意取得”的经营者提供保护。根据2016年“两高一部”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如果被告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转让给他人，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应予追缴：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；对方无偿取得；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；取得财物源于非法债务或违法犯罪活动。而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，则明确规定“不予追缴”。
“条文是明确的，但关键在于如何认定‘善意取得’。”刘东晨分析，在实践中，警方的判断通常基于两方面：一是商家是否明确知道货款涉诈；二是经营者是否“应当知道”交易存在明显风险却未履行审慎义务。
其中，“应当知道”往往成为认定中的模糊地带与争议焦点。如果交易过程存在某些“不合规”特征——脱离平台进行线下交易、规避对公账户而使用个人账户收款、在账户已出现异常提示后仍坚持发货等。因此，即便经营者能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，警方仍可能认定其未充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，从而推定其“应当知道”风险，难以支持其“善意取得”的主张。
“这种情况下，经营者想自证‘完全不知情’，是非常困难的。”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梁健指出，现实中，“善意取得”的认定还可能受到多个复杂因素影响。如商品本身属性（如交易黄金与交易粮食，通常被认为风险认知不同）、涉案金额大小、不同地区的执法尺度，甚至与个案的侦办压力有关，“受多重因素影响，可能存在‘同案不同判’的现象。”
原晓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当他援引河南某粮食商28万元资金被冻结后成功解冻的案例，向宜宾警方提出异议时，得到的回复是：电信诈骗案件的资金处置遵循“个案审查、依法认定”原则，不同案件在证据链完整性、资金流向、当事人主观认知、交易模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，不具有直接类比适用性。
▲宜宾警方就“涉诈交易纠纷”一事答复原晓。 受访者供图
如何破局？
在这些矛盾交织的背景下，如何破解善意第三人权益保护不足、涉诈资金处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，正成为执法实践与公共讨论中的焦点。那么，破局的路径在哪里？多位专家与先行地区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方向。
“要推动问题的解决，必须从多个层面采取措施。”梁健教授指出，首当其冲的是执法层面，需制定更为细化、统一的“善意取得”认定标准和涉诈资金处置工作指引，以最大限度减少地区差异和执法随意性。
目前，已有地方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。今年12月1日，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〉办法》正式施行，这是全国首部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的地方性法规。
“办法的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，如果账户内流入的涉案资金，是当事人提供商品或服务、并已完成交易所收取的市场合理对价，查证属实后应当及时解除冻结。”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解释道，这一条款进一步界定了“善意取得”的实质标准，不仅为善意第三人维权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据，也切实维护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与安全。
此外，针对饱受诟病的“账户内一分钱涉案，整张卡被全额、长期冻结”以及“超范围、超时限”冻结乱象，该办法也作出了严格规范，要求公安机关冻结资金时，不得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数额、超时限；对不符合整体冻结情形的账户，应当在查明后及时变更为限额冻结。“这一规定，为平衡‘打击犯罪’与‘保护合法财产权’，提供了具体的执法标准。”高艳东说。
该办法第三十三条同样备受关注。梁健教授指出，该条款明确了处置涉诈账户后的告知义务与申诉路径，还专门打通了“96110”这条申诉通道。梁健认为，此举将原本零散的维权规定，整合为一条具体、可操作的流程，“让维权不再像‘大海捞针’，同时也压实了办案机关的核查责任，从制度上约束了执法的随意性。”
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经营者，刘东晨建议“立即固定证据，依法维权。”他说，经营者应携带包括交易合同、资金流水、聊天记录、物流单据等在内的完整证据链，前往交易发生地公安机关，以“货物被骗”为由推动立案侦查，“如果遇到阻力，可通过12389申诉、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等法定途径寻求救济。”
“证据的完整性至关重要，”刘东晨特别强调，不仅要证明交易真实发生，还要尽可能证明自己履行了合理的审慎义务，比如尝试核实过对方身份、对交易模式有过合规性考量等。
对于广大经营者而言，更为关键的是强化事前防范。刘东晨提出了几点建议：第一是坚持平台交易。尤其在二手交易中，务必使用平台担保支付，避免脱离监管；第二是注意区分账户用途。企业经营者应严格使用对公账户收款，杜绝公私混同；第三，核实大额交易。对声称“公司采购”的买家，主动索要并核实营业执照等资质。同时，对于“高额急单”“要求线下或个人账户收款”“委托第三方取货却不露面的买家”等情形保持高度警惕。
“这些防范措施，不仅是降低经营风险的必要之举，也是卷入纠纷时，证明自身属于‘善意取得’最有力的证据。”刘东晨说。
12月24日，炊俊告诉记者，被冻结的银行卡已于前一日陆续解冻，粮食厂的运营已经重回轨道。李华与电诈受害人之间的协商，依然僵持不下。至于原晓，他仍在等待一个来自法律的明确答案。
（文中炊俊、李华、原晓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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